如果看过郝景芳获得雨果奖的《北京折叠》,你一定会对小说中“第三空间”的设定印象深刻。
在一个按照48小时进行循环折叠的城市系统中,第一空间享有完整的24小时时间,而第二,第三空间共享翻转后的24小时,只不过第三空间只能分到从深夜到黎明仅有的8个小时。这8小时是数千万底层劳动者用来工作,也就是处理一,二空间所产生的废弃垃圾的,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用来抓紧进食、娱乐,然后再进入长达40个小时的休眠。
小说中,除了空间折叠所隐喻的阶层分化问题之外,更隐蔽地指向了现代城市的生存困境,那就是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但又重要无比的城市第二套排污系统,城市垃圾处理。
现在这一问题已经作为“一头闯入房间里大象”,执政者与城市居民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而把问题继续拖延下去。
去年7月1日,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之后,标志着垃圾分类进入了全民”强制时代”;而今年5月1日,北京市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并在十天后就开始新政实施后对一家超市开出9000元的第一张罚单,带有惩戒性的处罚开始执行。
今年两会期间,已经有代表提案,建议为垃圾分类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并 垃圾分类基本法,让垃圾分类的规则标准清楚,明白,让垃圾分类相关主体有法可依。甚至有更激进的代表提议,从全国层面立法,让垃圾分类成为居民法定义务,当然也同时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形成“全行业,全领域,全过程”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
全国性垃圾分类立法的紧迫性确实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考虑到我国其实已经从很多年前,很多次地在各个重点城市都已经大力推行过垃圾分类而最终都走向失败的结果来看,仓促立法也很难保证垃圾分类会立刻收到显著成效。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涉及到城市管理,处理技术,制度立法乃至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单一要素的变化都依赖其他要素的配合,因此,垃圾分类的问题似乎成为一道多项变量构成的方程组一样。
我们注意到,随着政府加大城市治理投入以及技术力量的介入,在近两年的垃圾分类的解决方案中,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分类识别,智能分拣技术的引入,成为很多人们试图破解垃圾分类难题的新方案。
那么,这些垃圾分类的智能化方案在投入使用中存在哪些难题?又该如何发挥真正的智能分类,分拣的作用?智能垃圾分类是否就是解决这一复杂方程组的最优解?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
在我们考察城市垃圾分类的现实问题前,可以参考一个理想化的范本——日本。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垃圾分类的整个流程环节,也能在对比中看到我们哪些地方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难题。
在垃圾处理上,与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专业化路径不同,日本选择了一条全民参与的路径。
日本日常生活垃圾处理的分类,运输和处理环节,涉及到政府,企业,民众,社区团体和学校教育多方参与者,并在这三个环节中发挥进行不同分工和配合。
政府是垃圾分类体系的构建者。其职能包括制定法规政策,提供资金预算和基础设施,进行监管和处理。最为细致的就在于对垃圾的分类标准,包装,收集和运输时间做了详细的规定。在执行层面也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并对违反者给予严厉的处理。
企业是分类垃圾的运输和处理者。其职能包括垃圾处理技术研发,设备管理与运营、环保意识普及,废弃物运输和处理等角色。技术研发上,焚烧,生物降解,可再生材料等技术都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处理上,不同类型的垃圾由专门的企业负责,比如有专门处理易拉罐类企业进行回收再利用,有专门处理可燃性垃圾用于燃烧发电;有专门处理有机废物用于环保肥料;以及专门处理有害垃圾,大型垃圾分拣的企业。
社区团体是垃圾分类体系的枢纽。在日本这种被称为居民自治会的团体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代表本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行使类似于我国居委会的职责。在垃圾分类上,主要起到自下而上代表居民利益,开展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宣传和落实垃圾分类政策;协调居民和垃圾回收与处理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